元祐六年秋天，东坡在清澈如镜的颍水上泛舟，临流照影，吟诗说：“画船俯明镜，笑问汝为谁？忽然生鳞甲，乱我须与眉。散为百东坡，顷刻复在兹。”水中倒影为数众多且变幻不定，但真实的东坡只有一个。

元丰二年，东坡从徐州任调湖州，湖州之地甚得东坡怜爱，但好景不长，只三个月，东坡便被新法的恶浪卷入了政治漩涡的中心。东坡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，自湖州到汴京要走二十多天，长途押解，犹如一路示众。“顷刻之间，拉一太守，如驱犬鸡。”东坡在八月时正式提讯。他即将迎来第一个人生的至暗时期。东坡被监禁在汴京的御史台狱中长达一百多日。这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使人谈虎色变的文字狱典型。这一因变法而引发的新旧党争，终于演变为一场殊死争斗。

东坡一直在历史上被视为正统文人的典型，而这一案件的首难之处竟然是东坡在杭州所刊印的一本诗集。从孔子开始，“诗可以怨”便成为了中国诗歌的传统精神，从《诗经》到“古诗十九首”，再到杜甫、白居易，“讥讽朝政阙失”正是诗歌史发出的最耀眼的一道光芒。然而东坡竟因此获罪，无论从诗歌的政治功能还是文学功能来说，这都是对诗歌传统的粗暴违反。在以“文治教化”而傲视汉唐的北宋，竟然发生了“乌台诗案”的文字狱，真是咄咄怪事。

元丰三年正月初一，汴京城里张灯结彩，爆竹喧天，千家万户都沉浸在新年的喜庆气氛中，东坡却在御史台差役的押解下走出京城，踏上了前往黄州的漫长道路。开启了他一生中第一轮贬谪生涯。东坡在经历了乌台诗案后，贬谪黄州。但在黄州，东坡既没有公务，又不敢多做诗文，经常“偏舟草履，放浪山水间，与鱼樵杂处，往往为醉”。在苦难之后，东坡必须寻求一个可以安放自己肉体与精神的小舟，以承载在此期间肉体折磨与精神耗弱的痛苦。黄州便成了东坡唯一的也是必然的选择。

东坡的黄州时期是他人生创作的黄金时期。但是，在这些词作中却充满着惆怅和失意，字面上的旷达毕竟掩盖不住内心的那份孤寂感。试想一位诗人在夜半时分独立江边，拄着手杖倾听那澎湃的涛声。他甚至盼望着摆脱眼前的一切，驾着一叶扁舟消失在那浩渺无际的烟涛之中。这不是满纸不可人意是什么，这不是因人生失意而引起的孤寂感又是什么?

东坡在黄州的孤寂感是一种深刻的人生体验，他不是由一时一地的偶然机遇引起的，所以格外深广，难以排遣。东坡到达黄州已四十四岁，人到中年，自然容易伤感。以谢安之尊荣，到中年尚且心多烦恼。何况是罪官身份的东坡呢？东坡政治上的盟友此时大多归于沉寂，连旧党领袖司马光都绝口不谈世事。当东坡单枪匹马地奋然上书控诉新法扰民的种种弊病时，他难免会有孤掌难鸣的孤独感。当东坡因讥讽新政而身陷囹圄，接着又被发配到举目无亲的黄州时，他的孤寂感会更加强烈。

但是孤独同时是最大的自由。东坡经由乌台诗案这场由历史群小自导自演的闹剧后，获得了一次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。这种自省是一种诚恳地自我剖析，目的只有一个：遇见那个真正的自己。他不断的在黄州安静的生活中进行调整，默默地一点一点地剥离着每一个异己成分。东坡在经历了忧谗畏讥，家门凋敝，贫病交加之后，迎来了其生命的升华期，这些不幸成为了使他领略到认识个体的有幸。他将目光的一部分转移到大自然和宗教上，将自然现象和宗教精神上升为托起悲剧意识的哲理。在吸收和发展佛老思想时也有着明显的选择性。他没有把对社会的批判引向虚无主义的道路。虽然在他的思想中，确实看到一些佛老思想的虚无幻灭的东西。但是占主导地位的却是佛老思想的积极因素。面对佛老思想，苏轼持着实用态度，积极发挥其在平衡个人心理的作用，建构内心调节机制：他吸收了儒家执着现实的一面,扬弃了追求功利的一面,表现为积极用世、乐观旷达;吸收了道家追求心灵自由的一面,扬弃了懒散无为的一面,表现为随缘自适、顺天安命;吸收了佛家追求心灵超脱的一面,扬弃了否定人生的一面。儒释道三教贯通不仅成为了东坡坠入现实深潭的缓冲垫，而且使他在反观个体生命、审视社会时具有了多种角度、多种层次。

可以说，东坡在黄州是一场蜕变，他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。他遇见了那个随缘自适、旷达智慧的苏东坡。舍弃了那个刻薄、计较的苏轼。遇见了从容、大气、厚实的苏东坡，舍弃了那个被世俗迷昏了眼，被官场敲破了头的苏轼。这是一场惊艳了中国文化磁场近一千年的“遇见”，那个我们熟知的东坡先生正从历史的大漠中踏步走来，他还是那个深情绵邈的丈夫、慈祥可亲的父亲、诚恳坦率的朋友、戴着斗笠在田间踏歌的逐客、至死不肯皈依西方净土的俗人……